第一次听说罗令源女士的名字是在一个冬天。妈妈闲来无事去参加了某个读书会,回来后和我描述了好几次当日的情形。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细节早已忘却。能想起的便是她似乎在某个沉闷的冬日去参加了一场严肃的读书会,和我妈这个耐不住寂寞的大俗人一点也不搭。
在所有这些埋葬在沉闷冬日的记忆中,唯一的一抹亮色是她回来后用敬佩的语气和我说起坐在她旁边那位女士。她告诉我:“她竟然在用德语写小说!”
这便是这次活动的标题:一个华人作家,如何用德语写小说。
活动由蓝书屋基金会举办,报名链接碰巧也是妈妈转发给我的。今年一直忙于各种现实事务,思量再三后,还是报名了此次活动。今天到场时,负责人说,这次活动非常受欢迎,报名人数超过了场地容量,他们只得从中选了二十位左右的报名者。大家纷纷说,非常荣幸、非常感谢。
很有趣的一点,在场的听众大多是女性,有很多是和我一样的年轻女孩,但根据介绍大多是读的文科。寥寥几名男性,如同月明星稀,点缀在客厅中。、
在大家做完一轮自我介绍后,活动进入正题。罗女士先介绍了她的个人经历,只听她简短叙述便觉着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胜于数本无病呻吟之作:
她在复旦大学读新闻学,和一个德国留学生相恋,90年随他来到德国柏林。据她讲述,她只在国内学了非常简单的德语,是修的第二外语,一周上四节课。在国内觉得学得还不错,但来了德国后发现什么也听不懂。她来了这里语言不通,也没有工作,便催着老公给她找工作。她老公在所有手续办好后给某家酒店打了个电话,问还需不需要清洁工。于是她就这样获得了她在德国的第一份工作。
她那时一天白天工作八个小时,晚上回家学德语。原本她老公是要教她的,但她老公是歌德学院派,教的是不出丝毫纰漏的高雅德语。她等不了了,也负担不起歌德学院的高昂学费,听人说VHS(Volkshochschule,类似于国内的市民夜校)有实惠的德语课,当天就找过去报了名。
在她来德国的头十年,是完全没有用德语创作的想法的。在此期间她用中文创作,寄给国内的杂志,也都发表了,算是对她中文创作的认可。在这十年间,她也经历了第一段婚姻的破裂与第二段婚姻的开始。
她的两任老公都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都对她的文学事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位当年一直鼓励她创作,第二位在她的“升级之路”上扮演了beta的角色——语言抛光、角色塑造、故事架构。也许我就喜欢这样的,她笑着说。但我并不认为是他们成就了如今这位用德语写作的中文作家,因为我坚信,就算没有遇到他们,她也依旧是罗令源,只是时间早晚。
她意识到自己能用德语创作是有一个契机。挣钱养家的压力一直都在,她尝试了很多相关的工作:翻译、导游、记者。在千禧年前后,她当了四年导游,主要接待国内来的考察团,这也是她后来创作《中国代表团》的素材来源。在做导游的四年时间中,她的语言能力通过不断在中德两种语言中穿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为她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这份工作也是非常劳累的。她发现自己结束一次工作回家就生病、下次依然是这样,意识到她不能再继续做这份工作了,她的身体不允许她继续做下去了。于是她跑到劳工局,问能不能从事她的本行,去当记者。
劳工局告诉她,在德国做记者要先去读记者学校,相当于是从头开始,但这并不是已经新闻学硕士毕业的她需要的。劳工局又告诉她,她可以去做公关,公关的一部分也是记者。她在谈笑风生中道,所以其实她还有个公关的证。
学员在进行这项培训的最后需要两人一组写一份作业。和她同组的的德国人几乎没干什么活,然而这份由她主要完成的作业得了全班最高分。这便是那个契机:她意识到她可以用德语写作了,并且一点也不比母语者差。
在我这个后辈眼中,罗令源女士身上似乎带有一种他们那个年代人特有的气质:能拼、能闯,拥有一种永不认输的劲头。怀有写作梦的她像是意外掉落进德语这个陌生的异国环境,但她没有被如今被年轻一代吐槽诸多的冷漠的德国人、难学的德语打倒,更没有被现实的生活压力压垮。即使落到异国他乡,她也能突破语言巨石的重压,在新的天空下拥抱另一种阳光与雨露。最终,她开出了属于自己的花。
比如她提到,在零几年的时候她得到一份播音公司的工作。她那时写没什么问题,但一张嘴别人就觉得不行。她并没有自怨自艾,反而将这当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提升自己的机会,感谢公司提供的培训。可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不断地向上生长吧。
提到在德国二十多年的生活,她的话语中只有感激。她说在德国有很多给写作者的奖金,或者几个月到异地创作的机会。她是在看她(第二任)老公申请到后想到,既然他可以为什么我不行呢?第二年,她也为自己争取到了这样的奖金。她说这样的机会都是要自己争取的,何尝不是她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呢?
尽管她将生活中的磨难风轻云淡地带过,但作为同在德国待了一些年的异乡人,我知道这背后有多少艰辛。若我没有经历过这个环境,或许我甚至能将她的故事当作一本“爽文小说”:看,作为非母语者的主人公可以在德国用德语写作!可正是因为我终日浸润在此、深知德语之苦,我无法假装忽略那些日以继夜的辛劳,而只看到桌上的本本著作。不登泰山,不知石梯苦;既著谢屐,当拜推敲人!
罗女士可称得上是一位职业作家,我的直觉是这样告诉我的。“职业”一词像硬币一样有着正反两面。她说她写东西会前后修改很多遍,写作生涯之初改得多,后来熟练了改得少。如果要改三遍的话那她可能一遍会改故事情节,再一遍看人物塑造,又一遍注重语言表达习惯。再比如她在动笔之前对于读者群体的把握,这些都是写作老手的习惯。“职业”代表着要将自身原始的创造欲输出、加工为世人可以理解、愿意理解、乐于理解的成熟故事。然而,熟练性会将语言如木器般抛光,却无法造就天才。我想,我曾有幸窥见属于天才的阶梯,因此明白凡人在面对天赐之礼的绝望:有幸得见天颜,无缘再会天光。
除了罗女士讲述自己来德经历的自传外,我最感兴趣的书是她以李洋洁一案创作的小说《少女与死亡》。她提到了创作这本小说的风险,据说凶手来自当地一个显赫的家族。我非常、非常敬佩她以此为题材创作的勇气。我尚未拜读过她的德语作品,可能碍于语言水平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评价作为德语作家的罗女士,但作为作家的她无疑拥有着耀眼的人格——至少从这本书的选题创作上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罗女士还当场朗读了她一章尚未发表的、用中文创作的童话故事。因还未公开发表,不做评论,期待成品。
在最后的问答环节,我出于好奇提问,她现在思考的时候是用中文还是德语。答案是用中文写作的时候用中文思考,用德语写作时用德语思考。我执着于请教她在用德语写作时是否能领略到语言的美感,因为我在用中文写作时经常能体会到这一点,而我知道德语也有美的一面,尽管我还无法靠自身领会。
罗女士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她说,会的,两种语言各有各的美,但有些时候这种美是不共通的,所以翻译会折损原文的美感。
两小时的活动刚结束,立刻被世俗事务缠上身,只好匆匆离去。事情落定后又琢磨起今天的活动,看到标题:一个华人作家,如何用德语写小说?罗女士的经历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但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上,每个人的答案都带有其独特性,不可能完全复制粘贴。正如没有两本完全相同的书,字里行间中总会透出作者独一无二的烙印。
对写作的热爱、足够的物质支撑、坚持不懈的努力——今天显而易见的答案。然而归根结底,让这些条件真正成立的,还是罗令源女士本人。也是她让一个疑问句变为陈述句,告诉我们:一个华人作家,也可以用德语写小说。